日我第二次参加四川震后心理康复志愿者工作，在都江堰、绵阳安县等地工作，并接受了李中莹和儿童与战争基金会的挪威
在都江堰，我们先后接触了六个家庭，这些家庭具有相同的，就是他们的子女均同属都江堰新建小学学生，都在本次地震灾害中因学校教学楼倒塌而丧生。根据家长们的描述，简要说明他们现在的状况如下：512地震发生后，都江堰市建设新建小学4层教学楼顷刻间整体粉碎性坍塌，共有9个班500余名师生被埋在废墟中，目前公布的已死亡学生为294名，受伤70多名，2名。各位家长在第一时间赶到新建小学，发现楼房已经倒塌，于是家长和闻讯赶来的农大学生自发组织抢救。下午4点30分，消防官兵和赶到现场，6点钟左右调来调车和挖掘机，因学校校门通道为商铺门洞，高度和宽度有限，下挖30公分后，大型工程机械才进入实施救援。家长们因此埋怨救援迟缓，同时家长进入现场参与救援这一点上家长们认为的救援组织工作无序。同时家长对于在处理善后事宜方面的方式、方法方面有。6月初，当地家长们祭奠的花圈，并武力现场家长和采访的记者，在公布新建学校的倒塌系因地震原因造成建筑质量问题无法确定的调查结果后，6月下旬到市讨说法的家长被一些未戴的和特警武力、并抓走7名家长，部分市民和家长的相机、手机、摄像机被和砸烂。同时为尽快处理这件事，当地部门要求每一位者学生家长签署一份“自愿接受补偿承诺书”，内中以家长的口气称自愿不追究建筑质量问题，接受新建学校的倒塌系因地震造成的事实，这份“自愿书”的签字是在不断有或司法人员以及社会上的不明身份人士上门的情况下家长们签署的。同时令家长们不能接受的是，在对建筑质量存有的情况下，将周边数条街道进行交通管制，并将新建小学的建渣用了数小时清理干净，这样的举动让家长认为这种行为背后有的事情。同时有部分家长的行动受到，和私人行动均会被相关人员。至今，新建小学的段仍实行严格的交通管制，并有明显的警示“严禁拍照”，新建小学的大门被用新砌的白墙封住，前面用彩钢板遮挡。关于新建学校的相关报道参见《南方周末》2008年5月29日No.1268期。
这些家长在可爱的子女的悲痛中，情绪上夹杂着更多的是，作为心理咨询工作者，界线，明确我们能做什么，什么我们为力。我深知不论上述情况是否真实，我们所能做到的情绪方面的调整和心理慰籍是十分有限的，而的情绪我们需要帮助他们进行有效的疏导。
在接受华西医院和医药局组织心理康复培训期间，我将上述情况与参加学习的心理学工作者进行了交流，很多参加过心理康复、心理危机干预的志愿者都遇到类似的情况，北川、绵竹、什邡、绵阳等地都有类似群体冲突事件发生，尤以学校倒塌子女遇难的人群为主。而各地采用处理的手段也不尽相同，协调解决的少，高压强制的多。
作为一名心理工作者，建筑质量问题和是否房屋倒塌因地震引起等问题不是我们可以鉴定的，我们也没有能力解决这些具体的问题。同时上述情况的真实性我们也没有能力证明。
我所担忧的是地方行政人员在处理灾后安置等各项善后事宜，包括灾后重建的安置问题的过程中，如果处置不当，会引发群体冲突事件。而受灾地区有500余万直接受灾人口，超过1000万间接受灾人口，很多人了家园、财产、肢体、生活能力、甚至亲人的生命，可以说是一无所有了，他们的社会生活产生了巨大的改变。如果因某件区域性群体冲突事件引起连锁的群体反应，势必会导致当地社会的不安定因素增加，进而影响和社会稳定。贵州县的事件值得我们警示，而四川地震灾区面临着这样一种的边缘，这是一件非常危急的事情，亟待心理学和社会学工作者研究解决，并向国家相关部门提交。
我们知道，根据社会心理学角度，人在恶劣的条件和社会生活中，比较容易出现心理失常和认知失调①，而在群体情境中同样会出现认同联结②和去个体化③的情况。四川受灾地区的受灾群众，有亲人遇难的、有肢体残缺的、有家园财产毁损的，尽管有国家和全国人民的帮助，可是这些生活上和身体上的巨大变化无疑会对他们的身心产生极其强烈的影响，个体表现在出现PTSD症状和其他的应激反应的同时，其对社会的认知也会随着社会生活的变化产生巨大的变化，出现认知失调的可能性也就随之增大。加之随着灾后重建工作的开展，的关注度随着奥运会的转移而逐渐减少对受灾地区的关注，个体面临到的实际生活困难逐渐呈现，在临时安置的过渡房聚居小区人口密度大、生活条件简陋、满清禁官2艳女情史房屋私密性差、正常社会生活减少、文体娱乐少、面临几乎同样的实际困难等因素，更容易导致个体受到负性情绪的暗示，同时情绪缺乏有效的积极的疏导，必然导致群体的易激惹和行为产生，受从众心理影响极易发生规模性群体事件。一旦出现一个偶发事件刺激，其爆发规模性群体冲突事件的可能性也就增加了，这很，就如同一个一个的火药桶，一个火星可能就会产生性的爆炸。
灾区地方在处理灾后善后工作和重建工作中，如何有效地避免上述情况的发生，防微杜渐，也就非常值得讨论。各级行政人员没有忧患意识，责任心不强和采用、简单的手段处理问题就非常不妥当。总而言之，提高工作人员责任意识是一切问题背后的问题。
1、歧视受灾群众。我们在受灾地区工作，了解到很多受灾群众对于称呼他们为“灾民”十分在意，“灾民”这个词无可厚非，但是使用时要注意对方的感受，首先就是不平等身份的表现。这将人群人为的划分为“灾民”和“平民”（没有受灾的人群），会让受灾群众的心理极不平衡和感受到没有。惭愧的是，我们很多心理工作者也在使用这样的名词直接称呼受灾群众，这也难怪有的地区要“防火、防盗、防咨询师”。大批的新闻记者、各类的志愿者成批的没有系统地进入灾区和临时安置点，都会让受灾群众感受到这样一种不平等的处境，也会加深他们把自己边缘化的程度。
2、。在生命、财产遭受重大损失后，不同的个体会有不同的，这本无可厚非可以理解，但一旦他们的超过现阶段的承受能力时，工作人员更多的是将他们的视为，进而将他们列到“刁民”一类。一旦认定某人或某些人为刁民时，他们所有的正常举动、正常要求均被给予了错读，或者被视而不见。这导致与受灾之间的加大、矛盾进一步增多。
３、沟通。已经被认定为“刁民”后，工作人员就跟他们进行有效的交流和对话，对他们的正常要求置之不理或者用不能让人接受的方式。矛盾进一步，分歧也逐渐加大。
4、视若无物。灾后受灾地区的生命和财产损失令痛，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和接触的增多，工作人员容易出现视若无物的情况，即对于受灾群众的损失、具体困难和提出的要求越来越不重视，好像根本不存在一样。这会让受灾群众感到被抛弃、被忽视、被，这种自尊和上的打击，会进一步扩大受灾群众边缘化的程度。
5、集体惰化。社会心理学认为，当处在群体中，个体倾向于惰性化。也就是说，集体不负责任。旧有的体制中这种人浮于事的现象时有发生，而在面对这次罕见的自然灾害时，需要的是各级工作人员齐心协力、众志成城。但在处理个体或小群体提出的具体化问题和困难时，把自己当作旁观者相互推诿、推卸责任和应尽义务，就是集体惰化的表现。这种现象会激惹已经没有多少社会资源的受灾群众，势必会产生负性情绪并产生连锁反应。
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公平、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社会。当前在灾区重中之重的事情是重新构建社会的核心价值和恢复受灾群众正常的社会生活。当受灾地区的人民群众还处在因严重自然灾害而导致的各种不良情绪当中时，不能仅讲“合理”、“”，还应该考虑到“合情”、“合乎人性”、“合乎基本的规范”。充分理解和关心受灾群众的具体困难和情感需求，改变类别化、刻板印象、和歧视的工作方法，以增进沟通和理解的人性化为核心工作思，开展工作，化解不良情绪带来的潜在危机。具体如下：
1、开展切实的调查和研究工作。以官员下基层的方式了解民情现在已变得官样化、模式化，受灾群众的真实意愿没有得到良好的表达。科学施政应当借助民间第三方调查机构或委托学术机构、协会等制作详细的调查表，进行科学、系统地调查工作，以无记名的方式开展。真实的了解受灾群众的切实困难和基本需求，对官员的工作态度、工作方法、工作效率的意见和观点，对灾区重建、恢复生活、生产秩序的规划安排的事实的等内容进行详细的调查了解，调查的范围要考虑涉及到各行业、各年龄、各类人群。通过科学的汇总和报告认真倾听、了解受灾群众的真实，从而有的放矢的改善工作和开展重建工作。非组织的专业的团队组织的专业的调查，其结果的真实性可以肯定，同时报告只对决策集体负责，不需要介入，也减少了的后顾之忧。聘请专业的民间机构和学术研究机构作为的顾问团队，增加决策调研的科学性和性。
2、改变、歧视，增加与受灾群众的群体接触。我们看到不少群众之所以对领导有意见是因为这些工作人员的脱离群众。总理亲临灾区一线，受到了灾区群众的一致好评。在成绵高速公上至今还悬挂着“，辛苦了，您是人民的好总理”的。而部分地方官员，在灾区现场依然不忘摆谱，有人打伞、有人搀扶、有人陪同、前呼后拥、面前装腔作势一转脸对普通群众就横眉冷对，说话依然是居高临下、官腔十足，这样的领导干部又怎样能和百姓心贴心呢？
所谓群体接触要掌握几个基本点：首先，与群众的接触是基于体察受灾群众的真实生活，基于和他们共度解决问题的共同目标，是合作和相互依赖的关系。第二，要以平等的身份和姿态进行接触，既然是服务于人民的，就不要带着管理者的思维、语气和姿态进行接触，要真诚、共情地倾听，受灾群众需要的不一定仅仅是承诺和豪言壮语，更多的是需要有人对他们的关心和倾听理解，这涉及到情感的交流，一旦他把你当作自己的亲人和朋友，那么很多分歧也就迎刃而解了。第三，与群众的接触必须是可以增加相互熟悉的接触，也就是说不是单次走过场的接触，而是有足够高的接触频率、足够长的接触时间、足够近的接触距离的接触，像似私人性的、经常性的拜访，直接而且坦诚，这样的接触和交流可以消除相互的和，多次的接触和交流沟通能够提高相互的认识，从而为达成一致的目标铺平道。同时多次的接触也有助于对受灾群众提出的问题的反馈和响应，不管如何的结果经常性的交流、互动、反馈、再增强在群众中的诚实可信的形象。最后，这种群体的接触和走访要形成制度性的支持，也就是说以制度的形式确定各级官员和工作人员都要拿出大量的时间和精力与群众接触，同时对于得到的信息和基本材料要整理、汇总、拿出解决办法和可以被大多数人接受的方案然后，以事实为基础的第一手材料和解决措施符合中国的优良传统和实践是检验专业能力的唯一标准这一真理，这个制的和群众接触不能够局限在某一岗位、某一时期、某一具体事件，而是应该切实的、不走过场的执行下去，成为一项长期的制度。
与受灾群众的群体接触可以改变与之间的信息交流渠道，把日常的、潜在的负性情绪和不良因素潜移默化的化解和解决，通过有效的沟通和交流，促进与受灾群众之间的互信和合作。这样的各项工作才能够进展顺利，受灾群众也更满意的作为，解决问题有何需通过、、聚众等方式进行呢？
3、信息的公开以及信息发布渠道的多样化。在灾难后以及在灾后重建的繁多事务中，信息及时、准确、真实、公开性尤为重要，同时信息公布的渠道要更多样化，各部门的信息披露和公开制度已经有国家的新的法律法规制度予以明确，关键是地方尤其是灾区的各级如何认真执行，信息发布和披露部门对外表达和发布信息时要注意姿态和用词，避免以上示下、歧视的口吻，增加人性化、睿智的解读信息。
4、增设缓冲带，通过广泛的有效的沟通渠道缓解因分歧、置疑带来的冲突。地震灾害损失的善后处理工作要尽可能地倾听，对于受灾群众的种种质疑和要及时给予回复，能做的和力所不能及的都要尽快第一时间给予答复，表达诚意和关心。使受灾群众的不良情绪得到合理的、可控的宣泄，避免负性情绪的和扩散。
5、以贵州事件为警钟，在处置受灾群众群体聚集事件中注意方式方法，慎用警力，不能采用置之不理或强硬手段简单地处理问题。充分发挥上一条所述缓冲带的作用，平息情绪。
6、开展全民参与的临时安置社区的文体娱乐活动，以文艺、体育、娱乐的形式帮助受灾群众缓解生活和社会压力，排遣和化解不良情绪。受灾地区要特别注重临时安置小区的社区文化建设和临时体育设施的建设，在临时社区中培养一种积极向上、乐观、友好的氛围，真正实现和谐社区的建设。借助全社会和广大志愿者、心理学工作者的力量，构建和谐的临时安置社区的文化建设。
以上仅为我作为社会一份子和心理学从业人员的管窥之见，谨供相关部门和决策人员参考，如有不妥，尽请斧正。
①认知失调（Cognitive Dissonance）：人类如果存在互为矛盾的想法时，将感到紧张和不愉快，会想方设法的减轻不和谐因素。美国社会心理学家弗斯丁格曾提出一个：假设某人诚意地相信某事，并采取了一些不可逆转的的行动，同时假设已有明确证明他所相信的事情是错误的，那么结果是，这个人不会就此承认自己的错误认知，不会消沉下去，而是更加努力的验证自己认为正确的事情，甚至比以前更加确信自己的正确性。同时他们会从中寻找有利于自己的部分，而忽略、或忘记不利于自己的材料。
②认同联结：认同越强，越易卷入，强烈的认同会严重影响个体的知觉，从而产生认知偏差或者归因偏差。
③去个体化：群体情景当中，个体会更少有意识和评价忧虑，个体将不易被注意到，更易卷入到冲动性越轨行为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