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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型期社会现象与心理问题:中国社会心理学发展的突破口

※发布时间:2017-9-4 17:39:23   ※发布作者:habao   ※出自何处: 

  【核心提示】中国社会心理学要紧紧抓住亚洲社会心理学正在突围的国际趋势,以文化研究为特色,形成有自己风格的社会心理学,归根结底还是要回到整理吸收自己的文化传统,以及研究自己面对的社会现象和社会问题中来。

  中国社会心理学要紧紧抓住亚洲社会心理学正在突围的国际趋势,以文化研究为特色,形成有自己风格的社会心理学,归根结底还是要回到整理吸收自己的文化传统,以及研究自己面对的社会现象和社会问题中来。

  以来,中国社会心理学的研究尽管在数量上有突飞猛进之势,但研究质量却没有明显提高。首先,随着心理学学科的发展,心理学背景的社会心理学研究从选题和研究方法上,越来越带有社会认知的色彩。其次,绝大多数的研究是理论评价性和式的研究,这些研究的一个最大特点就是“一次性”研究,评价和了一个问题,然后再去评价和另一个问题。最后,虽然中国港台地区本土心理学的对产生了影响,但由于我国社会心理学研究基础薄弱,而本土心理学要在真正了解社会心理学基础上,再地去做独创性的研究,要求更高,因此,真正的本土研究“寥若星辰”。甚至像20世纪80年代对社会心理学基本问题、90年代前期对社会心理学本土化那样激烈的讨论,在90年代后期之后也渐渐地销声匿迹了。原来的社会心理学研究群体也慢慢为三种:一是从心理学视角社会心理学的研究群体,他们对中国社会现实的关注相对较少;二是关注中国社会现实的研究群体,他们采用社会学的视角和方法探讨宏观社会因素,而忽视社会心理因素;三是关注管理和商业心理学的应用研究群体,他们具有心理学的背景,但是更关注研究的应用价值,而忽视基础理论研究。

  至此,我们是否应该对中国社会心理学悲观失望呢?回答是否定的。因为,从中国社会心理学产生到现在,虽然没有形成自己独特的能够供他人借鉴的大批和理论体系,也没有像港台地区心理学那样轰轰烈烈的本土化运动,但是在中国心理学和社会学取得长足发展的今天,从老一辈社会心理学家开始,到港台地区本土社会心理学对的影响,以至现在与国际华人社会心理学家的交流,中国社会心理学者累积的文化自觉性和对自己社会现象的关注度,有可能在新的发展阶段得以和爆发。尤其是近几年,由于经济实力和综合国力的增强,我们越来越有信心去我们的文化,也越来越有余力去研究除了和经济生活之外的生活和心理问题。如果说本土化的初衷是的霸权地位,带有一定的迫切性,那么,经济发展之后的文化复兴过程使这种多了几分底气。如果说文化和社会科学研究滞后于社会变迁至少10年,那么,到现在已有30多年,空前的社会转型实践,为我们提供了丰富的研究资源和绝佳的试验场,也有了可以让社会心理学者沉淀思想的时间。

  中国社会心理学的本土化具有不同于国际(例如欧洲)和中国港台地区的特点。中国社会心理学在20世纪80年代初恢复后,几乎从零开始,落后于国际社会心理学70多年之久,短短30年的时间,并没有经历清晰的从移植到反思再到本土化的发展过程。例如,地区的社会心理学光移植阶段就长达23年,反思阶段也近10年。中国社会心理学从研究伊始,就是既学习社会心理学又研究自己面临的社会问题,没有像港台地区那样深刻及强烈的本土化反思。目前,在中国社会心理学逐步补上社会心理学基础课的同时,国际上的社会心理学已经发生很多变化,我们很难像港台地区那样可以暂时抛开社会心理学而专心钻研自己的社会心理学,相反,我们正是要借亚洲社会心理学向主流社会心理学突围的机会,用社会心理学的最新方法研究文化和本土心理学,力争在第一时间就和国际对话。在这方面,朱滢关于文化与的研究和王登峰关于中国人人格的研究就是很好的尝试。

  此外,中国社会心理学对社会现象的关注也有一个逐步发展的过程。近百年来中国社会发生了急剧的社会变迁和文化变迁,而社会心理学本身的发展要晚得多。并且,社会心理学要为国家、经济、社会建设作贡献,但其发展也要以国家的、经济、社会建设为前提,因为人们的心理演变要延滞于社会变迁,很多社会心理问题是在社会变迁之后凸显。换言之,在宏观社会变迁方面,某种社会现象要等到发生一段时间之后,才能进入社会心理学的研究视野,进行较清晰的研究。就像二战前后的美国社会心理学抓住“社会冲突”进行研究获得了第一次繁荣;20世纪六七十年代,欧洲社会心理学抓住“多元民族共存”的社会现实,成功突围并进入主流社会心理学;20世纪十年代亚洲社会心理学者抓住“文化的交流和冲突”,发展了本土及跨文化心理学。我国的社会心理学工作者,也要抓住中国现在的社会现象,繁荣中国特色的社会心理学。

  基于这样的背景,方文提出中国社会心理学应该社会转型的以群体资格为核心的转型心理学。他将过去中国社会心理学的研究视角总结为“文化性径”(本土及跨文化心理学)和“稳态社会径”(西化心理学),并以中国社会学近年所和描述的中国宏大的社会转型研究,尤其是社会分层和阶级群体研究所兴起的群体资格研究为基础,认为中国社会心理学者应该超越以前的两种研究视角,而重点考察社会转型背景下中国人的群体分类及其解构、建构和认同等过程对心理的形塑和影响。由是观之,以港台地区为代表的华人本土心理学是文化性径的典型范例,它发生在全球主流心理学的大背景下,强调在心理学研究中体现中国文化尤其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特征和内涵,这种强调独特文化因素的做法已经为欧美社会心理学近年对文化心理(将文化作为一个变量)进行研究的热潮,同时也失去了传统的跨文化心理学和本土心理学对文化本身的深切关注。而社会心理学由于中国后的急剧社会变迁,在转型背景下出现了许多新变化和新现象,这些现象具有高度的本土独特性和全球性,对这些现象进行深入研究有可能为中国社会心理学注入现存任何社会心理学都不具备的活力,从根本上进行创新。

  实际上,作为中国社会心理学的主流,心理学视角的社会心理学者也已逐渐关注到中国的社会转型心理问题,只不过由于心理学的学科性质,这种关注体现在研究上较多,而理论建构较少。例如,王登峰等对中国人人格结构及其测量的研究,既发现了中国人人格的独特方面,又与人的人格进行了对比,并应用到领导干部胜任特征的测量上。金盛华等以工人、农民、科学技术人员、大学生和小学生五类群体为研究对象,探讨了当代中国人价值观的结构和特点,发现中国人价值观有“定位”的特征。尤其值得一提的是,杨中芳认为中国人传统的中庸思维对现代中国人为人处世仍然具有重要的指导作用,进而提出一个中庸心理学的理论框架,并带领研究团队从认知和情绪的脑机制到心理调适等各个角度付诸检验,且已取得了丰富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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