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月8日，富平县曹村镇小贾村发生家庭：44岁的村民赵某，将18岁的儿子与16岁的女儿在熟睡中后，引刀了断。(昨日《华商报》)
何以至此？亲属邻居们怎么也想不通。或许，我们会本能地想到生活压力。没错，赵某家庭压力的确很大，儿女上学，日子。但值得注意的是：赵家在村中并非垫底，妻子是教师，儿女也将毕业工作，经济压力有望大大缓解。所以，不能简单归结于一句“生活压力太大”，压垮他的最后稻草，应该更多来自层面的心理压力 根据村民介绍：赵某平日性格孤僻，总显得心事重重；再加上竞选村干部失败，雪上加霜，火药桶能量不断积蓄，终于爆发。
赵家悲剧提出一个严肃命题：中国社会底层的心理问题如何疏导？类似话题在案的时候提过，在杨佳案的时候提过，甚至在邱兴华案的时候也触及过，但今天仍需再提 因为它非但没有缓解，反而正日趋严重。我们身处的转型期社会矛盾仍然多样，经济危机日趋严峻地影响着社会生活，大量农民工找不到工作，家庭矛盾影响到子女心理……新“愁”旧“压”，家庭、工作、生活的压力都将因此而更加突出。整个社会都应该能感觉到：我们身边不同程度存在着心理问题的人越来越多。
面对困局，我们正向地应对却不容乐观。相对而言，城市人群尤其是中产阶层以上的人，或许多少有在遇到障碍还会主动到心理诊所去咨询。但对于整个社会的低收入人群，尤其是广大农民、农民工群体，基本处于“无意识挣扎”的状态。不出来的，便是个人、家人甚至他人一连串的悲剧。
社会缺乏对于障碍的，还在于没有干预体系。可以假想一下，如果村干部脑子里有一些“心理意识”，能将赵某的孤僻上升到疾病的层面；如果这个社会有大量面向底层群众的心理援助机构，随时向他们敞开大门；如果社会场能使赵某对自己的心理障碍有所认知……或许，悲剧不会上演得如此惨烈。诚然，以目前状况而言，这种“网络化干预”还有不少困难，甚至很难想象，但千里之行，始于足下，我们总得全面起步、总得在全社会持续这种意识才行呀。
其实，去年汶川地震中，已经初显过心理关怀的重要，但特例的凸显没能贯穿于常态的生活之中。事明：我们并非完全没有能力，大专院校、心理健康机构等一大批专业人士在感慨“无用武之地”；而一方面，也一再用鲜血与生命地呈现着。怎样搭建平台，通过对心理援助资金、政策上的支持，让这些资源汇集成“为社会和谐服务”的能力，已经是必须主动推动的工作 不能总让那些资源与，各自苦苦地寻找的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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