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静译，上海出版社，2018年7月）是一部颇有现实意味的作品。“18世纪末，法国大前夕，欧洲沉浸在‘山雨欲来风满楼’的氛围之中。为了给处于皇权下的西班牙带来与希望，西班牙皇家学院的两位院士，矮胖的图书管理员堂埃莫赫内斯和清瘦的海军上将堂佩德罗·萨拉特，接受委托结伴前往巴黎寻找并争取秘密带回代表启蒙与进步的28卷本《百科全书》。在当时的西班牙，《百科全书》已被教法庭列入名录，因此这段寻书之旅将注定充满凶险，而想要他们的不仅有，还有西班牙皇家学院的某些们。通过两位寻书人的视角，结合史实与想象，西班牙国民作家阿图罗·佩雷斯-雷维特将再现法国大变革时代风云诡谲、暗潮汹涌的历史全景。”（见该书封底语）这是故事的背景和梗概，用书中的一句话来说则更为直白：“蒙昧时期，千辛万苦，为带来启蒙与进步……可有些人，却千方百计地。”（22页）当然，说“再现法国大变革时代风云诡谲、暗潮汹涌的历史全景”是夸张了，而毋宁说是从一个独特的视角再现了大前的法国与西班牙暗潮汹涌的社会心态与舆情，所折射的是在与启蒙、与、激进与改良等一系列关键议题上社会各阶层的利益与真实心态。据作者称，除部分故事和人物为虚构，该小说基于真实事件、真实人物和真实场景，因而可以把它看作是历史文学的体裁。但是，作者在叙事手法上采用的是双重文本叙事——作为小说的故事文本与作者为构思、描述而进行的采访、研究文本——并进的方式，因此是文学叙事与历史研究叙事的双重视角同时敞开，读者可以穿行在两者之间。
谈到大前的百科全书的印刷、销售与的等问题，当然会首先想起著名的美国文化史家罗伯特·达恩顿（Robert Darnton）的《启蒙运动的生意：〈百科全书〉出版史（1775-1800）》（顾杭、叶桐译，三联书店，2005年）。达恩顿运用纳沙泰尔档案和当时信件资料，相当深入、细致地描绘出围绕着《百科全书》的印刷出版，在他笔下，可以清晰看到书商“如何对待作者，如何生产纸张，如何处理文稿，如何排版，如何印刷，如何装箱运输，如何讨好，如何计取，如何给销售商供货，以及如何满足1769到1789年间遍及欧洲各地的读者”，活生生的一幅启蒙运动史上的商业史与史交织的全息图景。在18世纪的启蒙运动中，出版《百科全书》固然有风险，但同时也有巨大的经济利益，总有为了利益不惜铤而走险的商人，这种“—经济学”现象历久未衰。在雷维特的这部《巴黎仗剑寻》中也有相关的描述，而且还谈到了在商业利益面前的务实态度。那位逃亡法国的西班牙教士布林加斯说，在法国出版书是“赚钱买卖，惠及所有人的买卖，给许多人提供了就业机会：从作者到印刷商，从排字工人到经销商，他们都交税。这个买卖生钱，创造财富”。虽然明令，但是“凡事都是相对的。绝对必然会影响财政收入，因此，国家虽然明令，却允许买卖正常进行，不让肥水流到、英国、荷兰或普鲁士去……这才是法国真正富裕的原因：务实。者明白书既是，又是财富，所以，他们会想法子变通”。（172页）更有意思的是，达恩顿指出围绕着《百科全书》这盘生意，商人们使出了各种的手段，从盗版、开发各种版本到千方百计发展订购者，从合作投资到充满与的合作崩盘，淋漓尽致地描绘了一幅紧紧依傍着思想风暴而行的商战全景图。
雷维特的这部《寻》虽然以前往巴黎寻找、购买和带回整套首版《百科全书》为叙事主线，但是真正的关注焦点却不是《百科全书》这盘生意经，没有聚焦在购买过程中与书商发生的买卖关系中，而是通过百科全书的启蒙象征意义而展开新旧意识的冲突、思想舆情的探测和各阶层的利益等一系列性的论争过程。从启蒙与反启蒙到启蒙阵营内部，在激进与渐进改良之间，从马德里到巴黎，各式人等在启蒙运动风起云涌之际的心态、言述构成一条非常突出的思想性脉络。如果用我们今天所熟悉的舆情器来比喻的线世纪晚期西班牙知识阶层的微信群与朋友圈，各种言论、纷纷呈现。
《百科全书》作为外来的先进思想，无疑会招致者的恐惧与抵制。在所谓的中，者对于任何外来事物的态度都会首先从自己的和体制出发考虑，正如作者在书中所引20世纪西班牙历史学家F·阿吉拉尔·皮尼亚尔在《主义时期的西班牙》中说的那句话：“对外来事物的接受，义上和上都会无比慎重。所有的努力，都是为了数不清的和一些传统意识形态，新世界的曙光容不得它们。”（40页）相互勾搭、联手策划购进《百科全书》的两个院士，一个叫伊格鲁埃拉，他是“平庸的剧作家，蹩脚的诗人，却是极端保守的《文学审查官报》的编辑，拥有贵族、等最保守阶层的鼎力支持，坚守阵地，猛烈一切进步和启蒙思想”；另一个叫胡斯托·桑切斯·特龙，写过启蒙主义的文章、享有思想前卫的名声，但却是属于那种自视甚高、总是抬高自己的沽名钓誉。他们虽然在思想商、趣味上有很多不同，但是在反对购入《百科全书》这事上结成了联盟。
通过西班牙皇家学院全体同仁投票推选出来前往巴黎购买《百科全书》的两位院士是图书管理员堂埃莫赫内斯和退役海军上将堂佩德罗·萨拉特，前者更多还是把希望寄托在比较的卡洛斯三世和制度的逐步改善，反对任何；后者则对于的本质有更的认识，他们两人在踏上旅途之后就不断讨论与启蒙等一系列重大议题。堂埃莫赫内斯是启蒙思想的者，但是认为“进步不可能一蹴而就，有若干中间阶段，出于个人……并不希望国王或教”。而海军上将认为暮气沉沉、、不愿意自找麻烦的西班牙人永远长不大，“西班牙没有独树一帜的思想家或哲学家。教无处不在，思想很难开花结果，根本无可言……对外来思想浅尝辄止，害怕引火烧身”。（70页）比较起来，海军上将对西班牙社会现状的认识也更为深刻一些，他看到人民的忧伤是因为“这个国家，官员受贿，，其余人遭殃”，而已经沦为人民的工具，而则不断颁布各种，、不准人民议论朝政，而只会。但是，“不，哪儿来的繁荣？”（125页）作者安排两位学院院士在途上不断交谈当然是有用意的，“我已经借两位人物之口，向不太熟悉情况的读者详细交代了故事背景：那些年，西班牙人民的生活不幸福，亟须实质性的改变，《百科全书》代表了启蒙与进步思想的最高成就，值得专程前往巴黎购买”。（138页）这就是前面说的两种叙述角度的并进。作者去拜访现任皇家学院院士堂格雷戈里奥，后者对18世纪晚期西班牙的思想分歧如是说：“分歧是一目了然的：一些人自信、热诚，相育和进步，只有通过启蒙，才能幸福……另一些人冥顽不化，固步自封，现代和启蒙，新生事物。骑墙派和机会主义者自然是见风使舵，摇摆不定……西班牙人在接下来的两个世纪里自相的种子当年就在学院内外埋下了。”（19页）这是对围绕引进《百科全书》而斗争的两派人物的最好概括。
法国的西班牙启蒙主义激进、后来在法国大中成为极端的雅各宾主义者的萨拉斯·布林加斯教士虽然不是书中叙述的核心，但是在我看来是书中形象最突出、思想性格最鲜明的人物，“从本质和意义上讲，布林加斯教士是诗人、者、檄文撰写者”。（151页）作者通过这个人物之口所表达的主义的激进主义思想与心理状态很能反映出法国大的激进主义行为的思想背景和嗜血，夏沫到底爱谁但是在他那种极端激烈、狂热的话语中，却也无比尖锐地揭露了者冥顽不化、祸国殃民的真实面目，也揭露出许多知识的软弱和普遍的冷漠。关于什么是？他在诗歌《》中说：“谁让国王、和者/ 成为法律的仲裁者，世界的？/ 谁给这帮臭气熏天的人/ 涂上，神灵的圣油？”（151页）他指出“凡是人员，从国王到大臣，都人民受教育，更优秀作家手中的那支笔。每当这些人民英雄……们不知羞耻地干坏事时，们的总要拧巴一下。于是就有了审查制度，非说有些文章是对者的人身，必须筛掉。精华就这么没了，天才的文笔只能受制于庸才的剪刀”。（200页）两杯酒下肚之后，他说：“暴风雨就要来了！”之后接着说，“法兰西各部委，……逼民放血，缴纳苛捐杂税，之后，还让国家债台高筑……国家也该动一动，改一改了，自上而下地搅一搅，来一场的。”这番话把图书管理员吓了一跳，纠正他说“没必要这么极端”，“来一场、爱国主义的就好。”布林加斯回答说：“先生，您太天真了。无论贵族还是，更不用说国王和王室，谁都没有那么，愿意做一点点，把国家建设得更。”至于人民，他认为大部分人民是白痴，因为他们还以为国王是，但是他们终究会过来，那时就会“来一场痛快的大。”他还说“虎狼之药必须下。”（181页）在他看来，“法国人民和西班牙人民一样，放荡却没有，挥霍却没有财富，傲慢却没有勇气，地过着被的穷日子……人民可以在咖啡馆和酒馆群情激昂，庆祝一千两百里之外十三个殖民地获得解放，却无法捍卫个人。一帮懒虫！得让人用针戳他们的！”于是他说“得用耳光把他们扇醒。太愚钝，理解力差。得让他们不再尊重桎梏自己的者……让底层思想上受到震动，以被为耻。”（204页）“最好的盟友是顺民”，“可以寄希望于任何东西：物质进步或……我们这些操笔杆子的，其哲学在于向他们证明希望并不存在，逼他们自身。只有到那个时候，他们才会揭竿而起，要，要复仇……”最后他说，“竖断头台、磨铡刀的时刻就要到了”。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他说“印刷品是最好的磨刀石”。但是，他认为“咱们不幸的祖国，不是几本书就能的。这个既可怜又可悲的民族，非得闹出大动静，才会惊醒。……无论对世界还是对自身，西班牙都一无是处。”图书管理员埋怨他又要说什么“需要爆发一场”，他回答说“那当然，不靠，靠什么？……西班牙需要的震动、惊天动地的碰撞、的。想治好西班牙的无张力症，文明的方子不管用，只能用火烙烂疮。”他也很清楚的是，“不会诞生在举办沙龙、拥有启蒙思想的上流社会，也不会诞生在无识、甘心认命的底层社会；引发的人不会是没读过也永远不会去读《百科全书》的店主和手艺人……而会是印刷商和记者，会是我们这些能将哲学理论变成激昂文字的作家。会掀起无法遏制的浪潮，会踢倒圣坛，……”（205页）
他对一些概念的理解和看法也是颇为独特的。他对“祖国”这个概念的理解是“哪儿有饭吃，哪儿就是我的祖国。如果可能的话，还要有纸、墨、笔”；“还要有可以呼吸的空气。总之两个字：”。（171页）在谈到“”的时候，他说法国毁了许多文学家、思想家、印刷商和书商的生活。“然而，正因为有书的存在，国家无法将连根拔起。”由此可知者为何启蒙书籍的原因。关于的幸福与，他决断地把置于首位：“我不要幸福，……我要。有了，幸不幸福是他们自己的事。”（204页）今天肯定有很多人不会同意这种与幸福的观点，但我只听过“不，毋宁死”，而没有听过把幸福与相连的格言。
不知为什么，布林加斯这个形象和某些言论令我想起屠格涅夫《父与子》中的平民知识巴札罗夫。屠格涅夫自己曾说从巴扎罗夫同巴威尔的论战中看到了“主义对贵族阶级的胜利”，另外又说巴扎罗夫“阴沉、、高大，半是泥土里长大的，、、正直，但仍旧注定了要，因为他始终还站在未来的门口”。无论我对布林加斯这个历史人物的极端激进、狂热与嗜血多么不喜欢，我必须承认在他的偏激中也有很深刻的思想。而且，他在谈到失败与苟活、死亡与的时候说的这三段话让我深深不已：“如果我看见幸存者，一定会想：他到底做了什么龌龊事，居然能把小命留住？如果我失败了，惟有忠于自己，不必苟活……”“黎明总会到来，新的一天总会到来，总会有怀感激地微闭双服，迎接第一缕阳光，享受的到来……可是，我们这些为努力过的人已经不在。我们要么丧生于黑夜，要么面对曙光时，早已，面色惨白，精疲力竭。”这时海军上将说，“亲爱的朋友，祝愿您能看见黎明的到来”。他回答说：“哦，不！只要祝愿我在的那一刻，好好去死，不……无愧于黎明。”（424页）第一段话说得非常，是运动的幸存者在内心中最的。我想起陈映线年完成的文学《当红星在七古林山区沉落》中的那些藏匿在山里、看到党组织已经彻底、最后出来投案自首也无需同志的地下，他们虽然没有做什么龌龊事，但是无法面对自己的与过去的斗争，常常会在梦魇中惊醒，这真的就是苟活。第二、第三段话是关于信心、与个人，也是一个让我们这代人难以释怀的“有生之年”的问题，布林加斯希望朋友祝愿他不、无愧于黎明，令人动容。加布林斯的最后结局是和罗伯斯庇尔一起雅各宾的断头台，面对铡刀，他留下的遗言是“你们都见鬼去吧！”。在这里，正好可以接上作者写在全书前面的约瑟夫·康拉德的那句话：“真理，，一代人。他们走过，被遗忘，不被提起。除了少数相信真理，心怀，或挚爱他们的人。”
最后应该回到作者在写作过程中与她的好朋友、西班牙历史学家卡门的一段对线世纪后期西班牙国王卡洛斯三世（1759——1788年在位）的评价。卡门认为按照今天的标准，卡洛斯三世算不上有进步思想的国王，只是因为他有教养，身边大臣能干、思想前卫，所以他的行为才会经常与当年先进的哲学思想不谋而合。但他属于那种想法很妙、顾虑很多的国王，反对乘虚而入。作者自己总结说：“有动机良好的国王，启蒙思想的大臣，但红线无处不在。”卡门则补充说，“敢于跨越教义和传统君主制这两条红线的西班牙人屈指可数，想跨的人不少，但如我所说，敢跨的人不多。”（84页）斯言至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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