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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安:互联网要当中国外宣的

※发布时间:2016-3-21 11:52:03   ※发布作者:habao   ※出自何处: 

  和讯专栏作者 王安(资料图)

  刚刚在中国乌镇举办的首次世界互联网大会上风头甚劲的鲁炜,2014年12月初,罕见率队赴美,透出一股姿态。

  一直以来,中国与美国就网络安全时常发生激烈交锋。鲁炜担任多重要职,中央宣传部副部长、中央网络安全和信息化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主任,被视为中国网络业大内总管。

  在6天里,鲁炜马不停蹄地到访了美国4个城市,会见了美国总统特别助理、副国务卿诺维利、国土部长约翰逊、乔治大学校长耐普、苹果CEO库克、Facebook创始人兼CEO扎克伯格、亚马逊创始人兼CEO贝索斯、谷歌董事会施密特、IBM董事长葛睿兰、微软CEO纳德拉、高通董事长雅各布、Yahoo创始人杨致远等美国和商界要人。尤其是互联网大佬,几乎全数拜会。

  在美国,鲁炜的很,他表示:中美互联网对话可谓是“我们有分歧,也有共识”,“既斗争也合作”。

  硅谷IT行业高层与智库分析人士普遍认为,“中国互联网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主权意识如此强烈,也没有像今天这样在全球互联网领域有如此的强势外交意识”。甚至,鲁炜个人被美国人认为机智、个性、直率,其言行都在中国保守官员的形象。

  利用全球体系来推行自己的文化和意识形态,是美国历届的一贯政策。 2003年1月21日,小布什总统颁布政令,正式成立“全球办公室”,使这一政策的实施有了和的机制保障。今天的全球文化本质是以文化作为外包装,意识形态和价值观念作为核心,它区别于、经济、军事等“硬力量”对全球进行的强制性征服(coercion),而是利用文化和等“软力量”在全球范围内制造“同意”(consent)。

  现实中,中国的国际形象与其自身状态并不相符。今年1月,由巢湖舰、(603099,股吧)舰和运城舰组成的中国海军第十八批护航编队抵达荷兰鹿特丹港,当地一位女士问:“这么大的军舰,你们是租哪个国家的,还是自己建造的?”由此也反映出,中国在心目中依旧落后衰弱。

  习早已意识到这一点。习上任中央总以来,多次强调提升中国软实力,讲好中国故事,做好对外宣传。习本人,亦成为提升中国形象的良好载体。

  中国一直认为,世界上话语权的分配很不平衡,80%的信息被垄断,为推出以争夺话语权为目标的“大外宣计划”。

  可以预见,中国提升软实力和争取话语权的努力,势必同价值及其话语体系形成更多碰撞。然而,中国宣传系统陈旧的话语体系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内是中国对外宣传的短板,无论是从语态到取向依然意识形态对抗的程式,很难达到预期的效果。这就需要中国的外宣部门,甚至整个宣传体系,乃至整个国家层面都转换思维。中国应该建立新型的国际参与模式和心态,既原则,也善于交流,既鲁炜此行的姿态。

  事实上,中国有关部门和机构一直试图通过大外宣、国家形象广告、孔子学院等多渠道、多手段、多的方式,力图清晰定义、改善、阐述国家形象,提升软实力,增强文化力。最近,一部名为《中国与你一起在上》的国际宣传片在网上被频繁转载,该片以英文旁白、中英文字幕展示了中国各行各业人士的梦想。另外,被誉为全球华人年夜饭的央视春晚,还将通过电视甚至youtube等网站向全球播放。

  交流是对等的,如果关上自家的大门,却总想让对方敞开大门,这买卖是做不长久的。另外,封闭,对中国,尤其是科技人员掌握世界最新信息,当是莫大(博客,微博)的阻碍。

  鲁炜此次拜访了谷歌董事会施密特,Google是学界的最强大的学术搜索引擎,它不仅聚合了几乎所有学术数据库的资源,还收录了很多由学者上传到自己网站的论文。此外,它能列出每篇论文的被引用情况,展现出一幅知识网络的全景图,方便研究者按图索骥,找到更多相关研究。它对学者和学术期刊影响力的指数排名,也成为评价学术质量的重要参考数据。

  但是,如果国内学者不会翻墙。想要搜索文献,要么根本打不开Google,要么搜着搜着就网页无法连接了。

  牛顿说过:“如果说我比别人看得更远些,那是因为我站在了巨人的肩膀上。”科学研究正是这样,没有人能凭空变出新的,而是要基于前人的理论基石和经验研究,迅速攀登至高点,然后进行前沿突破。

  并且,和牛顿的时代不同,人类的科学发展至今,绝大多数科研都不再是单打独斗可以完成的——团队协作具有了前所未有的重要性,这种协作既可能是一个实验室、一个科研机构的内部协作,也可能是跨机构、跨国界的协作。对于科研水平参差不平的中国来说,汲取世界先进信息尤其重要。

  从技术层面来看,Google也提供了强大的功能平台。比如全世界甚为普及的文档编辑协作平台Google Docs,比如方便进行视频会议的Google Hangout——如果是中国科学家之间的协作,或许还可以考虑用QQ和百度网盘,但在国际交流中,这可能吗?

  一位网友在博客上如此吐槽:我做的一份研究,涉及巨大的医学数据。我就想,怎么备份和共享给合作者呢?我想到了Amazon Web Services (AWS) 中的Amazon Simple Storage,1GB数据只要1毛钱/月,也就是100GB才10块钱/月。可是,AWS被墙了。我和合作者使用很多文档记录研究,可是,若每人修改一次后都群发邮件,那么我们的邮箱存储容量就会被未修改完成的文档爆掉。于是有两个办法,一是Google Docs,一是Dropbox。这两个,也被墙了。我和合作者经常要开视频会议,讨论问题,需要有共同的whiteboard。Google有个服务叫Hangouts, 可以做到。可是……

  另一位网友在博客上说,因为植物多样性遗产图书馆(Biodiversity Heritage Library)的一些文献存储在著名分享网站Archive上,而Archive被关在了墙外,于是,这些原本面向全世界下载的珍贵文献,就不那么容易拿到了。

  《中国科学报》日前报道了另一个案例:一个科研小组将数据库存放在自己的学术网站上,因为没有及时备案,而在期刊日期的节骨眼上被封,令科研人员措手不及。工信部的网站备案效率甚低,他们又不敢把数据库存到国外,怕一不留神就被墙了。

  “墙”对科研的负面影响不仅仅在工具层面。Twitter和Facebook这两家社交已成为国外学术界的新宠——在大数据时代,社交已是许多学科的研究者最重要的研究数据来源。语言学者利用用户在社交上的发言分析语义,心理学者在社交上进行情感挖掘和实验,学者用它们捕捉,学者则更是极大地依赖社交,研究各种现象及效果。中国研究者自然很少有机会和能力研究Twitter和Facebook,大家顶多研究研究微博的数据——若缺少了对世界上最重要的两个社交的研究,必然了与世界主流学术界对话的基础,在很大程度上沦为自娱自乐。

  在国家网络安全的有效措施下,中国需要更的思维和心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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