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中国智库建设成了高校讨论最多的问题。上周四刚学习了中央办公厅和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关于加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的意见》，第二天就应好友齐晔教授的邀请，参加了他主持的“大学—布鲁金斯学会”联合举办的“幸福研究的多学科探索及国际经验”的国际研讨会。并作为嘉宾，做了有关《幸福中国的大数据研究报告》。来自的学者、代表共20多人相聚，探讨如何帮助各级从关注P到关注人均幸福指数。
布鲁金斯学会（Brookings Institution）是美国著名思想库之一，也是全球排名第一的智库。倾向偏左，许多重要属于党人，为党出谋划策，储备和提供人才，有“党”之称。在研究方面，它自称遵循“、非党派、尊重事实”的研究，提供“不带任何意识形态色彩”的思想，旨在充当学术界与政策之间的桥梁，向决策者提供最新信息，向提供分析和观点。
半天的讨论让我感慨颇深，觉得其它专业的智库专家对心理学家的期待。我们心理学家真不应该自划疆域、自娱自乐，应该多多参加与国家发展、社会管理、文化建设、国际安全、等重大问题的讨论等，因为我们能够做岀心理学方面的独特贡献！
心理学家能做国策顾问吗？
2009年4月2日，美国《时代》周刊披露，现任美国总统奥巴马的顾问团队中有29位心理学家在帮助他利用心理学来管理国家、赢得选举、推动公共关系和战略设计，奥巴马之所以能够在2012年的总统中获胜，一部分功劳就得益于其背后的“行为科学梦之队”。这个不领薪水的学术顾问团队自称“行为科学家联盟（Consortium of Behavioral Scientists）”。他们为奥巴马的竞选团队提供专业意见，回答选民的问题，各种和，处理网络和信息，其中的一些人早在2008年的时候就已经是奥巴马竞选团队的重要顾问。除此之外，这个由29位行为科学家（很多是心理学家）组织的秘密小组，还将奥巴马的竞选策划活动（如募捐筹款活动、控制、网络管理及动员选民等各方面），不停地整理成提议献策。
不只是美国，在英国、法国及其他欧洲国家，都有心理学家出任领导人的智库和国策顾问的角色。英国首相卡梅隆就成立了一个“行为智慧团队（Behavioural Insights Team）”，俗称“助推团队（Nudge）”；主要是负责政策的推荐，并依靠心理科学的理论和方法来帮助领导人做出更加智慧和积极的策略；目的是使人民活得更加幸福、健康、更有成就。
2013年10月2日，我就受英国首相府的邀请，参加了“英国教育国策研讨会”。我意外地发现，英国首相卡梅隆的这个心理学家团队，他们非常尊重、事实以及心理学科学的结论，从而帮助首相确定更有意义的教育政策。最后的结果就是，从今年开始，在英国推广幸福与品德教育，以取代先前以考试成绩为目标的教育方法，以改变以往的以知识和成绩为目标的教育和方法。
不光是美国、英国，就是我们的，也有心理学出任国策顾问。去年6月，我应邀参加中央研究院举办的学术活动，见到了老朋友——大学教授黄光国先生。意外得知，黄先生也是地区领导人的国策顾问。
因此，心理学家出任国家智库的领导人，甚至直接与最高领导人进行国策咨询、研讨和战略设计，是很多国家和地区的常规实践，不是什么标新立异的提法。只不过由于我国心理学的薄弱，加上多年不受重视，才导致了中国心理学家在很多重大问题上的缺位，看不到应有的身影，听不到独特的声音，更没有做出有意义的贡献来。
孙中山先生在其著名的《建国方略》中，开明指出：“夫国者人之积也，人者心之器也，而国事者一人群理现象也”。所以，归根到底是人的问题，是人类的心理的问题，是人的意识、认识、动机、、追求、行为的问题。无论是经济转型、思维创新、、社会和谐，都是与我们人类的心理活动息息相关。
我们国家领导人提出的“科学发展观”，强调“以人为本”，强调的一定是以“人的科学”为指导的发展观，而不是简单地以经济的理论为指导的发展观。
三位著名的心理学家：西蒙（HerbertAlexander Simon）、卡尼曼（Daniel Kahneman）、行为金融家席勒（Robert J. Shiller）能够获得诺贝尔经济学，也正是因为经济学家们也已经意识到传统的经济学假设和政策还有一些不足，需要用心理科学的理论和方法来加以弥补。
根据一项调查表明，中国的智库数量己据全球第二，但其影响力乏善可陈。除了研究实力、学术、公关意识、意识形态等大家所熟知的制约因素之外，我个人认为，研究方法的单一和研究角度的狭隘也是其致命之伤。基本上脱离不了经济学和国际关系的视野，而更为重要的社会，文化和心理角度基本上被忽视，而这恰恰是国外智库越来越关注的角度。
中国的心理学家能够为中国智库贡献哪些与众不同的独特的知识、见解、看法和意见呢？
中国当前已经进入到一个经济与社会发展的新常态，传统的以经济导向为先的社会发展战略，肯定不适合于当下的新常态。如何获取新的发展径，需要各方面的学者和专家贡献自己的知识、才赋和精力。
心理学家马斯洛早就提出人类社会发展的“需求层次理论”。最基本的原始需求，是我们衣食住行的民生需求。由此来看，对中国社会发展贡献最大的领导人之一所提出“”国策——让我们的人民有饭吃、有衣穿、有基本的生活满足；以及中国的小康社会发展战略，满足的就是人们最基本的需求。稍后，我国领导人提出的“和谐社会战略”，满足的是人们基本需求之上的和谐需求。这恰好符合马斯洛的第二层次需求，涉及人们的安全感、感和归属感。但是，在与和谐需求满足以后，人类开始追求知识和文化，这就是为什么十七届六中全会提出“文化立国”的战略；紧接着，在文化需求满足以后，人类一定会追求美，这就是“美丽中国”提出的历史背景；而在美的需求满足以后，我们一定会追求更高的共同理想，这也就是“中国梦”提出的现实原因。
因此，所谓的新常态其实就是我们的中国社会发展已经进入到以文化、理想及和美，也就是以心理体验为主的社会发展新阶段。既然到了新的社会历史发展阶段，心理学的贡献，其实应该是越来越明显，越来越重要的。举例来说，心理学可以在以下几个方面做出无与伦比的贡献（包括但不仅限于以下几个方面）：
■经济方面
中国社会的经济发展，肯定不能再依靠过去的模式和方法，来维持较高的经济发展速度。简单地以增加P来提升就业率，或者维持社会安全，已经不可能满足新的社会发展阶段的人们的需求。因此，必须要有新的发展径。我个人认为，中国未来的经济发展一定会依靠创新、服务和全球化消费来实现。而这些方面就需要心理学的理论指导。
创新是人类的思维方式和习惯的，而思维和习惯都是人类心理活动的重要方面。如果想改变传统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需要从“创造心理学”的研究中得到灵感。如何提升人的发散性思维、联想性思维、性思维和挑战性思维？为什么积极心态容易孵化出创造性思想？创新性人才如何培养？我们能从美国人的“天才教育计划”（Gifted and Talented Education, GATE）中得到什么样的经验和教训？这都是中国教育过去所忽视，但也是过去几十年心理学反复提倡的。
服务也要慢慢地到以人民的体验为核心。在新的历史时期，服务一定会更多地牵扯到人新的高级的文化需求、心理需求和需求、美的需求、需求，这些都与传统的基本经济需求不一样。特别是中国社会的老龄化，提出了很多老年特殊的心理需求，这些都是未来经济发展的增长点。
全球化消费是由于国内的产能过剩。因此，需要大量我们已经过剩的产能，而能够消化过剩产能的方法不能只是简单的刺激内需，需要通过全球化的投资和消费来稀释过剩产能。这就是为什么习和李克强总理反复提出“互联网创新”和“一带一”的战略发展目标。所有这些都是需要对不同文化心理的了解来加以完成。
文化心理学过去几十年最大的贡献，就是发现不同文化的人由于价值、行为方式、思维方式和情感体验的不同。因此，在很多方面，外国人和我们中国人的心理是不太一样的。简单的运用国内经济发展的经验，是不能够适应国外市场和国外人民的心理。中国一定需要培养一大批全球化的企业管理精英、管理精英和社会管理精英，他们要至少能够说一门外语，能够管理不同文化背景的员工和高管，能够了解不同的法律和经济制度。尤其是了解不同文化下他人的心理和行为的特点和原因。
经济学与心理学的结合，在国外早就形成了一个很有影响的研究领域，叫“行为经济学”。而在我们国家，行为经济学恰恰是一个特别薄弱环节。去年的诺贝尔经济学，授予了耶鲁大学的行为经济学教授席勒。席勒能够获的原因，主要是因为他的“非亢奋理论”能够很好的解释这次金融危机产生的原因，也能够解释股市很多不正常的行为表现。
经济学家一般不能够帮助我们解释为什么会产生经济泡沫以及如果防止经济泡沫，而且也很难解释人们的信心上升和下降的原因。其实，人类的心理活动在市场的行为、投资的规律、股市的变化、效用的判断、需求的产生、消费的方式等经济活动中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都值得心理学家参与其中的研究。
经济学提出的“人的假设理论”已到很多经济学家和心理学家的共同，甚至很多经济学人自己都承认，在预测市场的有效性、合的时候，其实是经常会犯一些错误的。因此，美联储原格林斯潘多次表示，在他执政期间患了很多有关认识人性方面的错误，导致了金融危机的产生和市场的一些变化。一旦忽视了人类的心理在市场中的作用，往往带来的是悲剧性的结果。
当然，心理学家对经济政策的，只能是对经济学家所提的补充和完善，不可能也不应该取代经济学家的贡献，而且只能是从人类行为的分析角度，提出我们的看法和。尤其像宏观经济，不是心理学家的意见所能左右的。但我们也得承认，人类的经济行为也能够对宏观经济形势产生作用，毕竟经济学是以人为主的，是为人服务的科学。
经济学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概念“刺激内需”，这也需要通过心理学家的帮助来实现和完成。需求是人类基本的，但这些表现的形式、方式、原因，以及后效，都是需要心理学的研究才能够得以充分地理解和实现。特别是在中国文化的之下，我们要什么？不要什么？都不是简单的经济学知识能够解释的。需求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我们中国人的文化传统和习惯。所以，不了解中国文化对我们中国人需求的影响，很难对中国人的需求作出准确预测和判断。
目前，已经有大量的心理学，说明我们人类在做经济决策时，经常会患一些简单的心理错误——较多依赖于我们自己过去的经验和直觉，还有很多过分自信以及确认性偏差等非常普遍的决策偏差。因此，从事经济分析、判断、决策的经济学家本身，其实都应该学习一些心理学，了解自己在做分析、判断、决策的时候，可能会患的一些简单的心理错误。其实，这些错误往往只需要有一般的心理学知识就可以理解、避免和防范的。
■教育政策
教育是国家发展之根本。教育我们的下一代具备实用的知识、健康的心态和全球化的视野，是实现中国伟大复兴的必要前提。
但中国教育目前所存在的问题，已经影响到中国人民的很多方面，包括中国人的居住方式、消费方式、方式，甚至影响到国家未来的发展战略。当前这种强调考试、知识记忆、简单的技能学习，已经不能适应21世纪的职场员工未来所需要的基本技能。美国著名心理学家斯坦福大学教授卡罗·德韦克（Carol.Dweck）和宾州大学著名积极心理学家安吉拉·李·达科沃斯（Angela.Lee.Duckworth）的研究已发现，人类过去一百多年来强调认知能力学习的教育实际上是一种错误。那么，我们现在的学校应该教孩子什么东西？什么是21世纪的中国必须掌握的基本技能？有什么方法能够让我们的孩子健康、茁壮、智慧地成长？如何提升我们中国人民的、、感性和创造？其实，所有这一切，都是心理学能发挥用武之地的方面。
心理学家保罗·图赫（Paul Tough）在他出版的一本新书——《儿童如何成功》中，对其研究做了一个非常重要的总结。一个基本的结论就是：传统的学习、复习、考试的教育模式，不但是无效的，而且很可能是有害的。心理学家卡罗·德韦克和积极心理学家安吉拉·李·达科沃斯的研究认为，现在更加重要的是让孩子具备优良的品德、学习的动机和乐观的人格，这才是一个人成功的根本原因。这就是为什么全世界关心人类下一代教育发展的心理学家、教育专家和有关人员，决定发起成立“全球积极教育联盟”，这也是我为什么被英国首相卡梅伦邀请去设计“英国教育政策”国家战略的缘由。我希望我们中国教育部的领导人也能够了解国际教育科学理论的根本性变化，并从新设计全新的教育政策，从而更多地在教育实践中融入心理学的研究结果。
■健康政策
21世纪，我们人类的健康面临着重大的挑战。因此，21世纪一个很重要的研究领域，就是与健康有关的生物科学、行为科学、心理科学的发展。比尔·盖茨曾经说过，下一个比尔·盖茨一定不会出现在计算机方面，更可能是出现在有关身心健康的领域。但我们目前的健康行业，关注更多地基本上是生物研究、药物研究、生理研究、病理研究，而对人类的心理活动在我们身心健康方面的积极或消极作用，关注和研究力度都不够。然而，大量的心理学研究已经证明，养心永远比养身重要。心理健康了，就可以帮助我们调整我们的生活习惯、行为方式、锻炼方式，从而让我们变得更加健康、积极、长寿。
另外一个与健康有关的心理学家可以扮演重要角色的领域，就是改善我们的医患关系。由于我们当前医疗资源的相对不足和心理学训练的严重缺失，中国医院的管理者、医生、，很多都缺乏基本的心理学知识，沟通方法也不符合心理学的原则。我们中国的患者和家属，也缺乏对医疗工作的认识，以及对医务工作者的尊重。这在某种程度上，都导致了一种互相埋怨、猜忌、、怀疑、等恶性循环心态的产生。要这样的恶性循环，不只是需要我们的医疗体制，也需要改变我们病人、患者家属和医务工作者的心态。
■政策
传统的经济发展模式已经让我们中国人的再也不能承受污染的重负。但传统的改善空气和的管理方法，比如说：罚款、限行、限号、停关工厂等，也能够对我们的改善起到一定的作用，但这是属于粗放式的管理，管理成本太高。并且这样的管理方法需要对社会进行过度干预，从某种意义来说上，也危及了人民的部分和。
公共的恶化和悲剧事件的发生，很多时候是我们人类的、占便宜、集体无意识，以及对未来预测不准等非心理造成的。因此，如何让我们中国人意识到问题的重要性，改变我们的生活方式和习惯，是解决像污染这类问题的最重要的方法。
心理学家甚至发现，强制性的改善措施，有时候反而会降低人们做工作的动机和。心理学家发现，如果给人罚款或者是励来自己的时，只有25%的人会参与这样的活动。但是，如果激发人们的爱自己、爱家庭、爱老乡、爱社区的心情，愿意做工作的人会提高50%。因此，“，从我做起”。首先要从我们正确、、主动的心理做起，让我们大家都意识到是我们每个人自己的问题。一旦每个人都负起责任来，就可以周围更多的人来一起做正确的事情；最终就会形成一个的社会共识，这样也许会比简单、的管理方式更有效果。
心理学家罗伯特（Robert Cialdani）做了大量的实验研究，发现只要用一些简单的心理学技巧和方法，就可以让人去做一些的积极正面的事情；同时，还能主动一些的行为。而不是像现在这样自流，最后只能以我们每个人的利益的方式来实现。
■幸福政策
还有一个很核心的问题，就是我们所有的国家战略和发展目标，都应该是为了人民的幸福。习上任之初就提出了“中国梦”的设想——“国家富强、民族复兴、人民幸福”。由此可见，让我们每一位中国人民感到自己活的有意义、有价值、幸福快乐，是所有中国智库应该追求的最终目标。但以往的智库人士，关注的只是让我们每个人生活得更加富裕便利——提高我们的P，增加我们的收入，改善我们的民生，让我们的生活能够更加便捷一些等等。这样的政策是建立在某种假设的基础之上的，它在早先是有意义的。但是，当我们变得更富裕的时候，我们就希望能够做自己想做的事情，生活得更加一些，别人对我们更加尊重一些，也就是需要提升我们的幸福感。
美联储本·贝尼科（Ben Benake）就特别提出，经济学的最终目的就是去理解和人们的幸福感。任何经济发展的指标，都必须测量人们的幸福感和影响幸福感的因素。欧盟和美国已经在他们的测验和调查中，包括了大众幸福感的分析和调查。这些指标已经对他们的国家和地区的社会发展形势，做出了很有意义的判断。它不只是反映了一个国家、地区的经济发展形势、失业率、物价水平和利率；同时，也能够预测当地人民的情绪和主观幸福观。而人的情绪和主观幸福观的变化，可以帮助各级做出相对准确的、有意义的、有的判断决策和应对预案。
我们大学心理学系“大数据行为研究室”的大数据研究已经发现，中国各个城市的幸福感与P增长，不是一个完全的线性关系，而是一个边界递减的关系。当人均P小于五万人民币的时候，各个城市人们的幸福感与经济P的增长都有密切的对应关系，每一点的增长都能增加当地群众的幸福感。但是，当人均P突破五万人民币的时候，其他因素，如、教育、自主权、参与度、绿化、治安、官员的水平和管理能力等等，对增强和提升我们人民的幸福感就变得更有价值、更有意义了。
解决中国当前的社会心理问题，尤其需要积极心理学的科学理论指导
心理学家不仅要主动地参与到中国国家智库的建设，而且也能够为国家智库的建设做出我们独特的贡献。解决中国当前的社会心理问题，尤其需要积极心理学的科学理论指导。以前我们过多受社会主义的影响，把想得过于和，现在看来这些都是错误的假设。因为我们有理由相信，人性是积极的、善良的，是希望进行学习、沟通、探索的，是愿意追求进步、理想、欣赏、美丽、快乐和幸福的。这些都是漫长的人类进化历史筛选出来的，具有竞争优势的天性。
心理学能够为国家智库做出的最重要的贡献，可能是从正面、积极、主动、阳光的角度分析中国人民的行为和中国崛起的战略。我们会根据科学的、积极的心理学解释，对、人情、人欲、人性，做出正面的、积极的看待。我们有这样的自信，是因为这些正面的、积极的看待恰恰也是我们中国文化的本质，是我们人性的本质。
“周虽旧邦，其命维新”。古老而又的中国，终于在21世纪有可能再次登上世界文明的巅峰，引导人类社会的发展。我们生在这样一个变化的，又有意义的时代，也需要我们的学者贡献出自己不负时代的微薄之力。而这也许就是我们心理学家能够为伟大的“中国梦”所能够贡献的，或者是应该承担的一种历史责任。虽不一定能至，心总是要向往之！(来源:“彭凯平”微信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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