题记：精神科的病人未必能百分之百痊愈，这对医生来说，不免受挫，但同时，绝大多数的精神科医生依旧保持着积极的底色。在抑郁症病人开始微笑的刹那，在精神分裂症患者逐渐走向好转的进程里，曾经的疲惫、辛苦、无措俱都烟消云散，崩解于无形；始终萦绕的浓墨重彩的悲情被强大的成就感袭击、交锋、握手言和而后归于平静，遗留于心中一抹明亮。这有点像蝴蝶效应，牛雅娟说，好比蝴蝶只震动了一下翅膀，而内心已经波涛翻涌。
今年10月20号，回龙观医院新门诊大楼开始投入使用，相比于之前的老门诊楼，诊室做了更明确细致的划分，墙体装饰多用暖色调，各个拐弯处均作了圆角处理，这些细节虽然微小，亦不难窥探出建造者的用心。二楼候诊的条凳上，乍看去，患者多数与正常人无异，如果不是专业的医者，恐很难分辨他们在经受着哪些精神疾病的困扰。
干净，是这座楼体呈现的主要语言，由内而外，几乎不染埃尘，与之相对比的可能就是出入于这座楼的病患，他们精神蒙尘，需要被极轻柔地掸去。承担这份工作并不容易，在精神科工作了20余年的牛雅娟对此深有体会，其中所要求的细致、耐心、专业以及无休止的重复试验，劳心费力，可能还不讨好。“但这就是我们的工作，必须面对的现实。”惶惑之际，她总以此作挡箭牌，缓和自己。作为回龙观医院精神科临床二科的主任，这些年来，她也遭遇困境，倦怠、疲惫、无力感一遍遍侵袭，但亦保持了自给自足反击的能力，兵来将挡水来土掩，攻守之间，是愈发强大的内心。
等待
二楼，抑郁症门诊。
这是最好的一间诊室，朝南，几乎一整面墙的窗户。冬日的暖阳直射进来，墙壁上光影呈现规则的矩形分隔状。雾霾散去，北京难得的好天气。
病人少，牛雅娟已经等了半小时，下一个病人还没到，其他门诊的呼叫声渐次响起，牛雅娟叹了口气，出于自尊或其他原因，抑郁症病人多数并不愿意到医院看病。
近年来，抑郁症的发病率已超出人们想象。根据世界卫生组织（WHO）发布的报告，全球约有4亿抑郁症患者；而据不完全统计，2014年中国抑郁症患病率为3.02%，约有3900万患者，但真正接受抗抑郁有效治疗的比例不足10%。“当前形势下，抑郁症的治疗依然非常严峻。”牛雅娟忧心忡忡。
说话间，门被冲开，闯进来一位小伙子，火急火燎。细问之下，原来是进错了诊室，牛雅娟苦笑，偶尔也难免会遇到这样的事。
小伙子离去后，牛雅娟望着门口注视了两秒钟，转过神来，看了看表，继续等。
这样等待的状态在她刚调整的出诊时间里是常态。但却并非抑郁症病人就诊的常态，牛雅娟表示，虽然抑郁症病人总体而言就诊少，但每半日五六个总还是有的。
而现在即便没有病人，她也依然在规定时间里不离开。“万一，一会儿就有病人呢。你走了，也许病人这次就白跑了。”牛雅娟微微蹙眉，“再加上患有抑郁症的病人多有病耻感，大多不愿意选择就医，患者能来看病就是一个好的讯号，说明他们开始想要寻求帮助了。”
“现状如此，我们这里也不可能像综合医院的门诊那样熙熙攘攘。”接着话锋一转，“真要是成了那个样子，我们这个社会岂不都精神不正常了。”她笑。
作为主管抑郁症和酒依赖两个病房的大主任，她每周三下午的酒依赖门诊量反而更多一些。“十来个也是常有的事，”牛雅娟说，“但还是免不了要等，因为有一些我的老病人，事先会跟我在网上或者微信上沟通好了，再来，但可能会因为临时有事儿迟到。”她摊手道。“其实，只要他们肯来，我不在乎等多长时间，怕的就是他们不来。无论是抑郁症、精神分裂还是酒依赖，病人的依从性都不是很好，有时候就是督促着也可能会中断治疗，然后就消失了，再也找不到……”
“担心病人出事儿，一是于他们自身而言，生病的状态毕竟是伤害。二则，在社会上也终究是个隐患，有些躁狂型的病人发作起来，不一定会干出什么出格的事儿，肇事肇祸的也不是没有。”牛雅娟说着，眉头拧得更厉害。
她顿了顿，不再继续下去，从中午12:30开始的门诊，到此刻接近下午4:00，牛雅娟接连看了七个病人，每个病人的问诊都在半小时左右，话说得多，她的嗓子已经提出抗议。好在，没多久，那个约定好的病人来了。
牛雅娟很高兴，喃喃道：“你终于还是来了，我也终于松了口气。”但这时，门诊已经到了下班时间，管理的阿姨过来要收钥匙。牛雅娟拖延了十五分钟，谈话中，她发觉病人的情况又有加重，在门诊恐怕很难完整问出，遂决定带她回自己办公室，好好聊一聊。
据牛雅娟后来讲，她们大约又聊了三个小时。“这可能就是我们与其他医生不同的地方，长久而多次的交谈，才能真正了解病人的想法，所谓共情、理解、接纳并不是六个字那么简单。”
竭力
牛雅娟五官周正，中等身材，脱下白衣后，像邻家阿姨，说话轻声细语，她则自嘲，不敢高声语呵，嗓子受不了！她患有慢性咽炎，现在也时常吃着咽炎片之类的药，她认为这可能是自己多年从医下来话说得太多的缘故，加上多年鼻炎，对气味敏感，所以在穿过医院正在装修的病房楼时，她不得不戴着口罩。
每天早上八点交完班后，开始例行的查房，牛雅娟拿着钥匙，开门、锁门，能清晰听到金属的转动摩擦声。对于这里的病人来说，第一声是喜，有希望的气息，他们偶尔会从这扇门里迎来亲人的笑脸和好吃的，也向往着门外的世界；第二声则是忧，那界限分明昭示着他们还未健康，和正常人不一样。
“门必须锁好，防止狂躁的病人外走。”这几乎是精神科医生的共识。尤其是在节庆之日，管理强度会更上一个层级，这也是精神科医生最忙最累的时候。
“很多病人其实是不想住院的，已经住进来的都是相当严重的了。”牛雅娟望向楼道的尽头，那里有一扇窗户，关得紧严，外面的天光反不如屋里的亮堂。
这时，一位中年女患者从后面斜刺里穿出，擦过牛雅娟，朝一位年轻进修大夫径直走去。临近跟前她的手突然伸了出去，将触及之时，进修大夫往后一闪，女患者也被身边的家属及时制止。家属俯身耳语：“手拿回来，乖，咱不能去碰人家哦！”
牛雅娟将进修大夫揽到身后，正视女患者，柔柔地说：“怎么了，没见过她吗？”女患者点头。
见女患者对她的问话有回应，牛雅娟又进一步，接连询问女患者最近的感觉、饮食、睡眠及服药情况，并示意她自己陈述，家属来做补充。女患者一会儿对答如流，一会儿顾左右而言他，话语间的流利、跳跃和无意识都处于不自控状态。
牛雅娟获取信息后，转而问其家庭结构及亲戚关系，持续了一刻钟，患者开始失去耐心，想要离开。“为什么着急走啊，回答完再走好不好？”牛雅娟手上缓缓使劲和家属一起控制住患者。
“你刚才是不是觉得那个大夫很漂亮？”
“嗯。”
“你告诉我，刚才你手伸出去是想做什么呢？”
“她长得好看，我想摸摸她头发。”患者迟疑了片刻，嗫嚅着，说完低下了头，也不再急于走开。
牛雅娟示意进修大夫过来，让患者碰了碰她的头发，此时女患者的情绪明显平复下来。嘴角流出一丝微笑。牛雅娟趁机追问：“你认识她吗？”女患者摇头。
“在你眼里，她是谁？”
“晶……晶晶……粳米米精……”女患者完全沉浸在自己的世界里。
“那我是谁？”
女患者看着牛雅娟，带着口罩的一张脸，目光炯炯，她迷茫的眼神不停寻找，最后停落在牛雅娟的胸牌上，她赶紧伸出手来拽住，头向前靠，几乎趴在牛雅娟怀里，一字一顿：“牛——雅——娟，主任医师。”
牛雅娟结束谈话，表示，诸如此类的交谈，每天都会进行，精神科医生要做的不仅是专业的治疗，还有人文关怀，嘘寒问暖也是必要的，有时候精神科的医生看起来更像服务人员，好脾气还有耐心。牛雅娟说到此，自己也不自觉地笑了。随后她又安排人将老院长请来，再做一轮会诊。
据牛雅娟介绍，这位女患者原本是一位教师，抑郁症病史十几年，反复住院三次。但就现阶段症状来看，怀疑其是双相情感障碍并伴有精神病性症状。患者自住到四区病房，对她的各级查房次数是最多的，牛雅娟想了想，科主任和外请专家查房总有八九次吧，“太多了，从住到我们这儿来，就不停的在调整治疗方案，小改、大改都有，其实目的就一个，就是想寻求一个最有效的治疗方法，让她尽快好起来。”
正洗手的牛雅娟望着镜子里的自己，眉头如山峦聚合。她解释道：“来到这里的病人我们都会竭尽全力救治，但结果也未必尽如人意。”继而眼眉低垂，悠悠一叹，“其实，这个问题我在入行之初就明白。”
但“剧情”在最后一次调药后得到了反转。
女患者幻听、幻视的症状逐渐改善甚至消失，而且开始能独立的做一些事情。不久就办理了出院手续。牛雅娟打了个比方，在病态与痊愈之间有十里路，她已经走了八里了。“总体而言恢复的不错，但这并不仅仅是最后一次调药的效果，而是所有努力治疗累加的结果。”
往事
曾被百姓称为“疯人院”的回龙观医院，一场雨过，凉意渐浓。空气里蜇人的寒气反而将故事衬托得有了些许温度，讲故事的人在夕阳的余晖里光耀如塑像。
1990年，牛雅娟从第三军医大学临床医学专业毕业，被分配至回龙观医院。初入精神科，牛雅娟坦言自己有过一段纠结，“刚进病房时，很害怕，与八九十个精神不正常的人共处一室，那种局促、紧张、不安的情绪一点点蔓延开来，甚至想逃走。”
但她自认也不是软弱没有勇气之人，经过半年的训练，她开始慢慢适应，并发现，接触下来有些精神病患者并不像自己想象的那么有危险性，他们几乎是脆弱的，神经敏感，需要被保护。但是也免不了遭受攻击，有一次，她就眼睁睁看着一位躁狂发作的病人生生把自己的眼镜抓去揉作一团，极尽扭曲变形之能事。“还是挺恐怖的，因为你没办法嘛！”等她可以拿此事谈笑风生以及打趣应该让他们赔自己一副眼镜的时候，已是十余年后了。
除了职业本身带来的恐惧，周围人的偏见甚至歧视也给了她很大压力。经常有同学问她：你是不是脑子进水了？你选择一个高风险、低收入的高危职业到底图什么？
“是呀！我到底图什么？”这个问题她思考了很久都没有答案。牛雅娟表示，当时精神科对她来说是完全陌生的：“时而坚定，时而动摇，时而迷茫……”
1994年，一起分配到这个单位的同学们纷纷选择了转行，而发生在她身边的一件事却让她选择了留下，她对自己承诺：“死心踏地地做一名精神科医生。”
“记得那是一个秋天的下午，病房里来了个小姑娘，才16岁，她躲在角落里，整个身体蜷缩在一起。我试图跟她聊天，可是越接近，她就越紧张，身体一直在颤抖。小姑娘患了抑郁症，她入院前服过安眠药自杀，幸亏被父母及时发现。当时我的心情非常凝重，一个花季少女来到这个世界才16年，什么样的病痛竟让她对世界感到绝望，甚至不惜放弃生命。我忽然有一种使命感，我要尽我所能帮助她，保护她，我要做她的天使。”
“当我从病房里走出来的时候，一对中年男女突然跪在我的面前，苦苦哀求我救救他们的女儿，我永远忘不了她父母那期望的目光。那一刻，在我脑子里盘旋了许久的困惑终于有了答案，我忽然明白了作为一名精神科医生意味着什么。我们可能并不能像外科医生那样把一个个病人从死亡线上拉回来，但我们拯救的是病人的灵魂。”牛雅娟回忆，从那一天之后自己坚定了成为一名优秀精神科医生的信念，每当看到患者脸上久违的微笑，看到每个家庭的团聚，她都能体会到那种职业的幸福感、成就感。
随着讲述的深入，她的双眉和额头不断地变换着形状，仿佛那情形依然清晰地如现眼前。
“跟以前比，现在情况好了很多，至少身边的亲戚朋友有了心理方面的问题会先向我咨询，对精神疾病的看法也有了极大的改观，有时候他们会叫我‘心灵修复师’。每到这时候真是最快乐和满足的，就觉得自己这么多年来的坚持更加有了充分的理由。”牛雅娟双手抚掌，愉快地深吸了口气。
临床工作持续到2000年，她被安排进回龙观医院北京心理危机研究与干预中心工作，担任科研主任。主要负责课题的管理，同时跟随费立鹏教授做首发精神分裂症的随访课题以及流行病学调查。其间，她系统地学习了心理治疗，参加了中美认知行为治疗高级督导培训班，在连续5年的培训后，获得了美国认知协会颁发的结业证书。
在牛雅娟看来，那是一段自己受益匪浅的经历。长期的深入乡村进行田野调查以及费立鹏教授对科研的严苛要求，无不让牛雅娟至今回想起来都感慨颇深。
“我们几乎去遍了大半个中国，走家串户，一遍遍的去敲门，一般一个人平均要找三趟才能做完调查，我们前前后后改了四版调查问卷。无时无刻不在工作状态中……”牛雅娟也没觉得多辛苦，笑言，“工作就得有个工作的样子嘛！而我们不仅是样子更有里子。”费立鹏教授严谨、刻板、甚至到强迫的科研态度也让她心生钦佩，在心里奉为榜样，并对她此后的临床、科研都带来了巨大改变。“费力鹏教授对我影响最深的莫过于做事儿的态度，严谨、务实、较真。”牛雅娟说。“举个最简单的例子吧，比如，他会要求PPT的字号、字间距以达到一种完美的视觉效果，流行病调查时一定让我们把全部走访都录音，他会随机抽查。”
“以至于我现在也是强迫症，PPT不仅是字号、字间距、连颜色、格式各种我都要严格搭配，我觉得我的PPT还是做得不错的，每年的中层干部述职会上都会被夸奖。”笑声中，有些自信和得意的意味。“我前两天还见费老师了呢，想想跟着他做科研的那些日子，真是怀念啊！”
回归
2008年之后，牛雅娟重新回归临床。
“科研固然重要，但我首先还是一位临床大夫。”牛雅娟说，“如果长期脱离临床是没办法掌握到一手资料的，而回归临床之后也可以在业余时间做科研。”
与此同时，除了牛雅娟身边的小圈子，在外界，随着大家对抑郁症和精神科医生的逐渐关注，一些大众媒体也找上门来。
最初是在北京广播电台《今夜私语时》解读两性心理，随后范围涉及到抑郁症、物质依赖、酒依赖、吸毒等，形式也由电台向电视台、报纸及网络媒介延伸。
“我们必须借助媒体发声，一直以来，我们都过于默默无闻了。发展到这个阶段，我们有理由也更加有底气去发声。让‘精神’的回归精神。”牛雅娟依旧平和的语气，但态度坚决。“也许我一个人的力量很渺小，但只要一点点的做下去，集腋成裘，力量也会不小。”
她讲了另一个故事。
一位62岁的女患者，多年被抑郁困扰，同时伴有严重的胃痛，反复就诊于综合医院消化科，做了各种检查，均未发现明显的问题。有医生建议她去看心理门诊，但她非常不解：胃痛又不是心理病，为啥要看心理科呢？后来，她还是来到了牛雅娟的门诊，经检查后被诊断为隐匿性抑郁症。这种类型的抑郁症状不太容易被发现，也容易被误诊。经过4周的抗抑郁治疗，患者的抑郁情绪有了明显改善。最令人惊喜的是，困扰她多年的胃痛居然好了。最后一次就诊时，她送来一面锦旗，并感慨地说：“精神科真的很神奇，胃和情绪真的有关系，别人不信，我信了！”
牛雅娟有心，将自己参加的媒体采访做了线性梳理，从2012年至今，逐年递增，2015年，达11次，这意味着她几乎每个月都会出现在公众视野里。对此，牛雅娟并不满足，“我们还是要多做科普工作，要让大家都了解我们能治哪些病，真正地认识到精神科医生的作用。这条路还很长，我们不过是刚开了个头”。
“现在我每个月都会写点科普的文章，虽然，相比十年前，国人看待精神科医生的眼光在改变，但远没有达到预期。也许，这个职业本身就会造成认知的偏见。这也从侧面反映出我们的学科还不够强大，不仅是科普，我们的科研、教学和临床也要实实在在一步一个脚印地搞起来。”
在牛雅娟身上，肩负的不仅是一位精神科医生的使命，还承担着二科整个团队的期许。作为二科的领头人，她的某些决策甚至会影响到团队未来所能达到的高度。作为领导者所应具备的胸怀、格局、气度构成了她此际“不着一字尽得风流”的领导哲学。
牛雅娟表示，只有内外结合才能真正有效的促进精神科的发展。这些想法在她成为二科主任之后，慢慢朝着好的方向走去。作为抑郁症病房和酒依赖病房的大主任，她的管理更多是先从小事抓起，让规培的医生提前十分钟进病房进行独自查房然后跟自己的老师汇报、讨论、定方案。“就是要逼一逼他们，不经历些事儿，他们很难会有大的成长。”牛雅娟语重心长，至于有学生觉得她太严格，她也会心一笑：“严师出高徒嘛！”
牛雅娟也不总是严格，在团队建设上甚至深谙“恩威并施”之道，业余时间带领科里的同事在奥森公园健步走，作为平日压力的舒缓之法。她甚至记得住科里每个大夫的生日，亲自张罗着给他们过生日。科里的同事虽对这个主任又敬又畏，总还是喜欢更多。一些轮转的医生表示，二科的氛围好，他们即便轮转去了别的科也还是念念不忘，如果二科有事儿，一招呼肯定有人来帮忙。这点也让牛雅娟颇为自得，“其实，我们科真的就像一家人一样。”
身负科、教、研，牛雅娟不否认自己压力很大。平日，除了正常的临床科研，还有一些事务性工作要处理。以至于她不得不把工作带回家，在最近的几年里，这种情况愈发增多。
有一次，她生病，正值申报北京市科委的课题“扬帆计划”需要答辩，她就在家里忙了几个通宵把答辩的PPT完成。对此，家人感到无法理解：“简直是不要命，病成那个样子还熬夜工作……”牛雅娟只淡淡说了句：“这是我负责的课题，我必须完成。”
之后她病愈，答辩也很顺利。
在家休息了20多天的牛雅娟憋不住了，“不习惯，自我从医以来就没休息过这么长时间，必须得回医院上班”。事实上，在她卧病之际，科室里的大小事务一刻也没离开过她的脑子，手机里同事们的病历讨论啊，各种事情都需要她做决断，“没办法，就是操心的命呗！”
而让她最操心的还是病人。
在牛雅娟看来，精神科的病人未必能百分百的痊愈，这对医生来说，不免受挫，但同时，绝大多数的精神科医生依旧保持着积极的底色，在抑郁症病人开始微笑的刹那，在精神分裂症患者逐渐走向好转的进程里，曾经的疲惫、辛苦、无措俱都烟消云散，崩解于无形；始终萦绕的浓墨重彩的悲情被强大的成就感袭击、交锋、握手言和而后归于平静，遗留于心中一抹明亮。这有点像蝴蝶效应，牛雅娟说，好比蝴蝶只震动了一下翅膀，而我们的内心已经波涛翻涌。
她坦言，这个时候可能就是精神科医生成就感最强的时候，不是来自于家属的感谢，而是来自于病人逐渐好转的过程，这期间，会更明白身而为医的意义所在，在她看来，精神科医生在治疗过程里的付出、努力远比结果所呈现的更加深重，往往，除了接受结果的残酷，她也更在意过程的美好。
这在一定程度上，也表明了她对精神科医生本质属性的认知和回归。只是空谈救死扶伤是无意义的，而切切实实的救治，或许并不能挽大厦于将倾，挽狂澜于既倒，但至少自己努力了，就无憾。就像蝴蝶飞不过沧海，没有谁忍心责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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