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古代，由于知识和媒介的不发达，可供人们的偶像屈指可数。如在中国历史上，我们先祖过的偶像主要有黄帝、孔夫子、关公、释迦牟尼、、玉皇大帝、王母娘娘、太上老君及大大小小的土地爷、财神爷们（如妈祖、黄道婆、黄大仙、二郎神等）。这些偶像都是人们世代的神明人物。
随着科技的不断发达，特别是电子媒介的蓬勃发展，人类的偶像发生了本质性的变化。偶像越来越成为人类意识的产物，也越来越变得情绪化、平民化和生活化。特别是如今经过媒介大量炒作的偶像，其性质已不再代表神明和权威，而主要代表了利益和利润。例如，乔丹这个名字不仅意味着“空中飞人”，它也意味着高消费和名牌效应。
当今社会的青少年从的迷茫状态中走出来，需要通过对一些成年或同龄人中偶像人物的认同来确认的价值。在这层意义上讲，青少年追星具有突出的年龄性和过渡性特征。它既不同于反映个人由于对力量或人物的恐惧、与服从心态而生发的教性偶像，也不同于体现个人对人物的绝对信服和意愿的性偶像孟繁华狂欢当代中国的文化冲突问题[M]：今日中国出版社，1997 。
青少年追星更多表现为个人对敬仰人物的热烈迷恋和追逐，时常会为追逐他们而表现出相当的狂热、、缺乏自主。那么，当今青少年什么类型的偶像呢？简单说来，就是“歌星、影星、体坛明星”之“三星人物”为主体的明星偶像。
曾要求60个五年级、八年级和十一年级的美国学生描述自己最喜欢的名人以及他们想与这些名人建立什么关系。他们从中鉴别出了两种偶像依恋的类型：浪漫式依恋（romantic attachment，希望成为该名人的恋人）和认同式依恋（identificatory attachment，希望成为该名人那样的人物）。
比较了77个16岁以下的影迷俱乐部学生和128个同龄的非影迷俱乐部学生，测量他们的自尊和负评估程度。结果表明，与非影迷俱乐部的同伴相比，影迷俱乐部们自尊程度更低，且更具负评估。Cheng据此推测，参与影迷俱乐部的活动可提供给这些青少年相对稳定的同伴关系、地位尊重和价值参考，可使他们相对提高评估。特别是对较为的青少年来说，这种影迷俱乐部的确认作用更显突出。Chan、Cheung、Lee、Leung、LiuChan，WT，Cheng，CK，Lee，TY，Leung，KK，and Liu，SC(1997)Moral values of youth in Hong KongHong Kong: Department of Applied Social Studies，City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在1997年调查了2 500个的青少年，发现依赖偶像作为其判断标准的青少年更可能发生行为，也更不喜欢接受正面的观，且缺乏解决问题的自信。
这些调查表明，青少年时期的追星一方面可导致对偶像的过分认同和依恋，另一方面可以补偿青少年个体化过程中出现的一种遥亲感（remote intimacy），以补偿脱离对父母的依赖而产生的情感真空。在这里，遥亲感是青少年对偶像所建立的一种特殊的情感依恋。它是一种间接的、虚幻的、非接触性、非互惠性、非对等性、一厢情愿式的情感交流，完全是一种陶醉式的情感体验。这种遥亲感的过于理想化或浪漫化可使青少年对其偶像想入非非，产生种种不切实际的幻想。
就其社会影响来说，“三星”的存在主要是大量的新闻炒作和商业包装的结果，即每个明星人物的推出和宣传都包含一定的媒介和商业利益在里面。而从实际情况来看，青少年追星多指向于富有“流行性”特征的人物形象，甚至指向消极人物的形象特征。
内地学者薛晓阳薛晓阳像教育：教育理论的新概念[J]教育评论，1997（1）：2225
指出，当今明星文化的特点是“流行性”、“青春性”和“情感性”。所以，当今青少年的追星虽包含一定的价值内容，但其方式主要是对偶像外部形象的欣赏与模仿。青少年追星的对象往往都具有鲜明的、能够同青少年心理倾向共鸣的外部形象特征。
对于“三星”的性质，笔者提出，它是一种直观的、非的、神秘化和神圣化的社会认知，主要有直接性模仿、全盘性接受、沉湎式依恋等特点。它可导致青少年因过分神化和迷恋其对象而出现浪漫幻想、高明星消费、低、满足和迷茫等不良现象。它还可使青少年产生某种超现实的情感体验，现实生活内容，迷恋或向往远离现实的人格形象和生活方式。
总之，无论是在，还是在内地，“三星”的出现绝非偶然，它既是当今社会商业文化的结果，也是青少年发展过程中的必经阶段。其实，青少年在其个体化过程中，需要将其对父母的爱转向对他们更具力和浪漫性的偶像人物身上，把他们当做偶像来认同。在这层意义上讲，青少年偶像行为可以看做其特定年龄阶段心理发展的“附属品”，它的产生具有必然性、过渡性和时代性特点。
俏师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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